【主辦單位】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歷史教學學會

【時間】2025年11月29日（六）10:00 ~ 15:30 （09:30開始報到）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二大樓 2123會議室 （臺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

【講座資訊】

10:00－11:00
講題｜馬丁路德的人生危機如何促發「宗教改革」？
講者｜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林慈淑教授

11:10 - 12:10
講題｜機遇中的歷史行動者：拿破崙與其時代
講者｜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張韡曦助理教授

13:00 - 14:00
講題｜朱元璋的「元朝底色」如何渲染出大明王朝？
講者｜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許正弘助理教授

14:10 - 15:10
講題｜一袋米換一袋肥料：李連春與戰後臺灣的糧食體制
講者｜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曾獻緯副教授

15:10 - 15:30
綜合座談

※每場次60分鐘（主講45分鐘，討論交流15分鐘），每場次中間休息10分鐘

  

第一場由林慈淑老師以「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的發展為主題，從教科書中教學問題切入，並談及如何教導因果概念。

本講題首先說道1521年馬丁路德在沃姆斯議會上受審的故事。會中，馬丁路德說出 “Here I Stand, I cannot do otherwise ”，拒絕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撤回危害教會之論的要求。這個故事讓馬丁路德勇於反抗權威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馬丁路德的英雄行徑可能是被誇大了，包括1517年馬丁路德在大學教堂門上張貼《九十五條論綱》一事及其是否能夠作為「宗教改革」的起源，都是學界論辯所在。

事實上，《九十五條論綱》尚未提到「因信稱義」的問題，而它是以拉丁文書寫，顯見馬丁路德無意廣發。然而，這份辯論文為何一炮而紅？誰在流傳？這與現實世界中政教權力消長有關，關鍵在於世俗王權的興起。《九十五條論綱》內，馬丁路德以贖罪券發行再三質疑教宗的權力，因此得到各地不滿教宗的貴族君侯之歡迎。這展示了文本與時代脈絡的互動。

至於「因信稱義」，這個所謂新教改革的重要基礎之一，是馬丁路德長期在信仰上對於救贖的疑惑、掙扎、苦思而來。這個觀念有著發展的過程，直到1520年馬丁路德才明確提出。「因信稱義」的重點是：救贖不是靠著善行的累積，而是來自「信」，「信」又是來自上帝的「恩惠」。換言之，真正的救贖只能仰靠神恩，能夠「信」便是已得神恩。馬丁路德生命中的危機與自救，和宗教改革的發展相因相扣。

歷史學與歷史教學具有連動性。例如新文化史的出現帶動歷史學重新關注「人」，歷史教學也同樣重視「人物」與「時代」的連結。教學時應留意：歷史如何在「行動者」與「脈絡」相互交織下形成。宗教改革的起源便可看到馬丁路德的信仰與時代背景如何的相互交織。

文 / 歷碩一 林姍妮

  

第二場由張韡曦老師為大家帶來「機遇中的歷史行動者：拿破崙與他的時代」，說明拿破崙崛起與後來成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是因為他的行動、意志與其遇到的「機遇」交織的結果。

老師先提及教科書中，常常注重於拿破崙橫空出世、其稱帝後的政策以及對世界局勢的影響，卻對他崛起原因簡單歸咎於法國大革命，說明邏輯並不通順，細節也解釋不足，對其生命歷程、個人意志都未加以說明，使學生們在學習中常常認為拿破崙稱帝、英雄橫空出世是具有必然性。

出生於科西嘉的拿破崙，被父親送到軍校就讀，除了軍事教育的學習，同時他也開始接觸到啟蒙思想，加上對科西嘉的愛國情懷奠定拿破崙的個人特質。拿破崙本來未曾想過離開家鄉，但天不從人願，1793年拿破崙的家族陷入政治鬥爭，家族遭到流放而拿破崙也不得不離開科西嘉。被迫離開家鄉時法國剛好遇到一場戰役，拿破崙意外成為砲兵指揮並順利收復領土，之後他在軍中平步青雲，越來越接近權力中心，打勝仗的經驗也增強了他的自信。此時搖搖欲墜的法國政府極需一位聲望高的領導者來穩定人心，這就是爭取國家領導權的最佳「機遇」。後續的歷史我們都十分熟悉，拿破崙稱帝，看似前途一片光明的帝國，卻在征討俄國和滑鐵盧戰役失敗後，帝國與拿破崙迅速衰敗，最終帝國在1815年落幕，而拿破崙在逝世前都不曾再崛起。

最後老師提到「歷史的非必然性」，拿破崙傳奇的一生是充滿機遇與偶然，外在環境條件帶來的機遇與人物共同塑造歷史，就像拿破崙所遇到的一連串的機遇，與他個人性格、能力、思想兩者交織，造就我們所知的拿破崙。

文／歷史三 陳晏淇

  

第三場演講講者為許正弘老師。許老師承續去年「『元』缺：試論教科書中君權與相權論述的元代缺失現象」之餘意，以「朱元璋的『元朝底色』如何渲染出大明王朝？」為題，從制度到人事，闡述元明易代的延續和斷裂。

老師認為當今教科書談及朱元璋，著墨最多的便是廢除了宰相，卻常常是讓學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忽視制度背後醞釀的過程，有必要藉助人物生平及其性格重思朝代制度的沿革。朱元璋因其在元朝成長的特殊經歷，當獲得巨大的國家產業時，便親自訂定的規範框架，從其《皇明祖訓》命令子孫不得更易可見一斑。其次朱元璋緊密的家庭關係，亦對未來明朝政局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老師指出開國皇帝的性格，將很大成度上影響了政權的屬性，同時左右皇帝自身的施政與政策的推行，其中許多時代與人物之間種種的糾葛跟變化，是需要特別留意之處。

唯應留意的是，開國皇帝的形象有著層累造成的過程，需要細細拆解。朱元璋曾三度撰寫自己的家世和生平傳記，前兩次描寫的十分平實，而後續撰述則帶有神聖化的意味。後世如何書寫朱元璋成為政治問題，許多時候是在既有的書寫框架重新詮釋的。因此，老師提醒歷史有著許多的缺環，應帶著「考而後信」的態度詳加辯析。

再者老師拋出一個疑問——元朝真的於1368年滅亡了嗎？進而討論朱元璋究竟是哪朝人？以1368年作為節點，回看朱元璋的生命歷程，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身為四十年的元朝人，明朝起初繼承元代的制度是無庸置疑的，建國後則以三十年的時間去奠定明朝國家制度。後續制度雖有巨大變化，但部分建制仍受到元朝的啟發，例如聖旨形式、國號以及廢相。在元代，皇帝受許多因素所限，普遍缺乏從政熱情，造成權相專政，然權臣並不完全參與政事，而是將權力下放六部，形成政務六部化的格局。準此，朱元璋廢相並非毫無來由，而胡惟庸案只是廢除宰相制度的催化劑。

最後，透過朱元璋作為元朝人去形塑明朝制度的視角，老師提醒明朝制度並非與元朝完全斷裂，而是有著傳承性的因素。如何在結構性制度與歷史的偶然性間，反思人物在歷史世變中扮演的角色，仍有許多討論的餘地。

文／歷史三 黃可君

  

第四場的主題為台灣戰後糧食體制的發展，講者曾獻緯副教授從現今教科書中出現的「以農業陪養工業」的標題為出發點提出關於政策是由誰制定、如何推動與影響等諸多疑問。回顧歷史背景，在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時帶來大量人口，其本應出現明顯的糧食缺口。曾獻緯老師利用自身經濟史的專業，結合數據與史料分析，發現1970年代台灣米價有明顯的轉折，隨後在1964年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中關於軍糧價格的描述，從而選定了當時糧食局長李連春作為研究對象。

李連春生於1904年，在日治時期進入加藤商會，成為米穀組合顧問，憑藉糧食流通的專業經驗，在1946年得以出任台灣省糧食局副局長，而後升任局長，主管糧政24年。

遷台早期，政府赤字頻仍，財政部編列予糧食局的預算低於市場價格，李連春以此題出「肥料換穀」政策，以肥料向農民換取米穀、再將米穀運至日本換取肥料，回頭再以較高的價格交給農民，利用其中的價差獲利。此舉在當時受美國批評認為限制了農業發展，李連春則以政府對於軍糧自有定價而回絕。甚至在1968年〈沈宗瀚致劉大中信函〉中寫道：「換穀比率審議，涉及軍糧差價，每流於相忍為國與暗含納稅義務之錯覺。」

曾獻緯老師在〈陶百川文集〉中找到了關於李連春試圖操作換穀比例的證據，發現糧食局不僅僅「負擔軍糧差價」，實則歷年來價差之利息、糧食增產費用也一併納入其中，當今田野調查時於農村所見「糧食局補助」之牌印，而實際上用於補助的費用，皆出自於農民。

在教課書中經常提到，台灣在冷戰時接受美援而進口大量小麥，從而使台人麵食的比例增加，在當時的日本、韓國同樣如此。而台灣在日治時期推廣的蓬萊米偏軟糯，除台灣外的受眾僅有日、韓，在外部市場需求下降後，成本較高的台灣米已難以和他國競爭，最終在1968年台米出現爆倉，李連春因此請學校、倉儲堆放米穀。

1970年代，中華民國對外關係重挫，政府推動民主化以維持自身認同，農民成為爭取支持的對象，由國民黨省黨部率先對肥料換穀政策發起批評，當蔣經國上任行政院長後，李連春因「年紀漸長」從糧食局升任為政務委員與國策顧問，然而實際上失去了實權。1972年，肥料換穀政策被廢除，從「以糧為剛」轉向由經濟作物推動農業革新。然而隔年台灣糧價便開始暴漲，政府因而在1974年設立了糧食平準基金，成為持續至今的「保價收購」政策。

曾獻緯老師認為，過去從農業部門汲取資源以補貼軍事財政，到1972年後由政府補貼農民的模式，李連春的政策雖使中華民國政府得以重啟爐灶，卻犧牲了農民與農業的發展。而回到今日的主題，李連春在糧政能有所作為，與大時代關係密切，憑藉日治時期積累的經驗，在戰後正好能一展長才，而在1970年代國際局勢的變化，也使李連春與其政策一同退場，人在整體的結構面前雖具有一定的能動性，但仍受結構所制約。

文／歷史三 蕭輔辰